记得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家中的长辈曾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想当一名天文学家。”没加思索我便说出了这样的话。其实在那种年纪，我根本就不知道天文学家与一名农民有什么区别，也不清楚世界上还有一门科学叫天文。

记得小学自然课本上曾有过四季星空的彩图和介绍，但由于当时没有老师来教授，我们也就没花多少时间去看它。那几本自然教材也被丢弃在了旧书箱里，不再问津。当时农村的教育比较落后，又没有什么外界的刺激激发我的业余爱好，几年前的一句嬉言自然也被逐渐淡忘了。

我真正开始了解天文，对它产生兴趣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在县城高中寄宿。姨母家是城里，所以免不了到她家去，或享受一顿好饭或和表弟玩半天“小霸王”。姨父是早期的大学生，学物理的，在家里藏有不少物理、天文方面的书籍。每次从姨母家回学校，都会带回几本书看。我是个倾向形象思维的人，从他那借阅的自然不会是什么深奥的物理学教材，而是一份上海出版的老子号杂志《科学画报》。在每期中几乎都有一些有关宇宙奥秘、天文科学方面的记述。从这些文章中，我知道了“NASA”，知道了“旅行者”，还知道了什么是“红移”。随着天文知识的逐渐增多，对它的兴趣也很快的增长起来。为了认星，我把几年前丢在旧书箱里的自然课本找出来，拆下其中的四季星空部分装订成了一个小册子。每天下了晚自习，就独自一人到操场去认星。高中毕业时，天上的亮星也认个差不多了。

高考，无论现在还是当时，对每个高中生都是天大的事情。由于高考分数的原因，我没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或南京大学的天文系，而是来到了天津。在我接到河工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就对父母说自己要先在天津读四年书，然后再到北京或南京去。

自从进了大学校门，我就在心中盘算着如何考研究生，考回本该属于我的天文专业去。在河工的四年中，我从未间断的订阅或从报刊亭购买了《科学画报》和《天文爱好者》。这是我业余最爱看的读物，也是我大部分的课外读物（直到现在，心中还存有一份遗憾：几乎没有读过一本小说。我对科技方面的期刊、影视非常感兴趣，但对文学却敬而远之。有时也很想静静的躺在床上读上一两本名著，可从也找不到机会）。记得95年末，《天文爱好者》杂志举办了一次读者有奖刊评活动。我得了奖，杂志社寄来一套“彗木碰撞”的彩色照片。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观星就要用到望远镜。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还只是个梦想。96年杂志上簦了几条有关望远镜的广告。其中有一款俄罗斯产的单筒望远镜，售价256元。我心里痒痒得，便把有广告的那页剪下来给家里寄去，希望得到肯定的批示。做父母的是最懂儿女心的。很快家书到来，说已把钱款寄出去了。我兴奋了，“爸妈，你们太好了！”

用这架望远镜，我看了日食、月食、环形山、伽利略卫星、仙女座大星云等等。它成了我最心爱的宝贝，也成为以后天文小组主要的观测设备。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东院图书馆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发现北京天文台也招研究生。“蹋破铁鞋无觅处，全不得来费功夫”。下定决心就考它了。由于机械系的课程与天文台的考试课程不一样，两门专业课都要自学。由于天分不足，于是“苯牛先套车”，在大三上半年就开始为考研做准备，下半年开始了全面复习。自学的艰辛也是从那时起才体验到的。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可总有些地方不明白。不得已，到基础课部普物教研室找老师请教。一位姓孔的老先生很热情的给了我一些帮助。可这仅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自己去啃。收获和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每当自己又明白了一个问题时，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

我在系里的成绩当时还算不错，有被推荐读本校研究生的资格。同学、老师和父母都劝我少冒风险，在河工读研。我谢绝了。虽然我对车、铣、刨、磨一往情深，但还是抵不住星空的诱惑。那年我们系的考研结果很惨，一份份寄来的成绩单都让人失望。我的成绩单却迟迟未到，我心确很平静。5月份，我终于得到了北京天文台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没有疯狂的跳起来，就连给同学老师们的喜糖还是在朋友的一再要求下才买的。我想这本应是自己的归宿，不过是要回家了而已，没什么可兴奋的。

　“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当然是众乐乐啦。于是我就想可否把《爱好者》上美丽的天体照片弄下来放在系走廊橱窗里供大家欣赏呢？动机指导行动，也导致了我第一次与天文有关的集体活动――天文图片展，那是在年的冬天。

说是集体活动，其实就同教室的华昌和我两人。华昌是个摄影爱好者，自己有架相机和简易的冲洗器具。考虑到他手比较巧，于是就让他来帮我共同完成这次展览。在关于如何把照片公布出来的问题上，我们很是费了一番心思：若是把照片剪下来，会破坏杂志的完整，我不会答应的；若是复印，照片的色彩就会丢失，收不到好的效果。还是搞摄影的有办法：翻拍。这，一不破坏杂志，二不丢失色彩。此外，翻拍的底片还可以多次利用，只是比较费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三方案。我俩把精心挑选出来的彩图拿到实验楼的电教室。那里的王老师和刘老师都很忙。我们跑了不下十来趟才把翻拍的照片拿到手。王老师跟我说：“小伙子，你的诚心让我佩服。以后有什么事，我会尽量帮忙！”。

向系团委借橱窗，打印图片说明，版面设计……总之，经过一番周折，展览终于与同学们见面了。在展板的醒目位置，我还加了一条征友启示，欢迎同好与我们联系。在展出的一个月期间，不时有同学在橱窗前驻足观看。其实大多数均是为其美丽而流连。收展时，我们收到的回执还不足5份。
96年下半年的一次日偏食，由于正值上课时间，没有组织什么观测活动。很有情趣的是任课老师为我破了个例。在上课前我就把望远镜、三角架和一盆滴有墨水的水准备好了。我向老师请求说在快下课时将有日食发生，能不能让我先下课？我是学习委员，和老师的关系很好。他点了点头。那次课，他讲的比平时快，在还差20分钟才下课时就讲完了。接下来他说：“听说过会儿有日食发生，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观看，现在就下课吧！”

我真是从心里感激他！

那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考研上了，没有安排更多的活动。

冬去春来，研究生考试已经结束，毕业设计也将是个轻松的话题。大学的最后半年怎能过的轻松而充实呢？

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选修课我就上了五门（其中一门没有上完），包括摄影和美术。建筑系王老师开设的摄影选修课把我领入了摄影艺术的大门。今天，我已拥有属于自己的相机、三角架和摄影包，还拍了许多自认为不错的照片。但那时我一无所有，仅仅是饱饱眼福，欣赏获奖的摄影作品。

96年末97年初对天文爱好者来说是极不寻常的时期，日偏食、百武彗星、日全食、海尔－波普彗星，四大天象集中出现，良机怎能错过？

当时，我心里有这样一个念头：要能把我的爱好和事业留在河工该多好？无疑，创建一个天文学会将是最好的选择。自此以后的活动便有了双重目的：出于爱好，着手创办学会。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同学，安庆宾。他是个资深的天文爱好者，早在中小学时就对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购买、收集了不少天文书籍和图片。他是个性格刚直而内向的人，不喜欢集体活动。我俩关系很好，在我组织活动时给过我很多技巧上的指导。最后毕业时把自己的书籍都留给了我们。
97年的头件大事便是组织观测3月9日的日全食。出于上述目的，我们有意大造声势：很早就把海报分三份贴到院部、东院和南院，以“日食、彗星同现天空”为题引人耳目；从红桥区少年宫赵之珩老师那里弄了一批日食卡向同学出售（其实没卖出几个，大部分是送的）；系学生会届时将把彩电搬到大教室里让同学们观看中央台的现场直播；院部广播站的朋友答应那天把喇叭放开，调到中央台；热心的朋友提供了一架双筒望远镜；我们还从外面租来“东方”相机。道具就是这些！

那天，活动从凌晨5点开始。一些勤快的同学乘着漆黑的夜色陆续来到操场，借助望远镜观看海尔－波普彗星，不时发出阵阵感叹声。天逐渐亮了，操场上的人也越来越多。8点钟，广播站的喇叭准时打开，活动进入高潮：操场上，上百名师生通过日食卡、磁盘片或望远镜注视着日食的发展；阶梯教室里满满的人群在收看中央台的直播；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主持人和特约嘉宾的讲解声在整个校园回荡。一时间，河工学子都在为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而心动，浓厚的天文氛围弥漫了整个校园。

日食观测盛况空前，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匆忙中我没把相机胶卷上好，结果……

经过这次活动，又有几位同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李成、李志、孙国宁等。在这次活动圆满成功的基础上，又开始筹备下次的行动：海尔－波普彗星。

为了有好的效果，必须到郊区去观测。这决定了参加人数不会太多，只要几个骨干就够了。为了能拍照，我再次向电教室的王老师求援。看来他真是为我对天文的诚心感动了，把从不外用的600mm大炮、美能达相机和死重死重的三角架借给我。“要押金么，王老师？”我问他。（心里象：要我也没有哇！）“把你的学生证留下吧。”
天下还是好人多！

李成，我还有其它5位同学共7人，带着借来的相机，我的望远镜和几袋方便面，骑着自行车在一个初春的黄昏向天津西北郊出发了。当我们骑了近一个小时时，看到太阳马上要落山了，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个想法：拍张日落吧。于是赶紧让朋友们停车，在一小村旁支起相机，没多加思索便用600mm大炮拍下了这张我的处女作。

当我们回到学校时已近午夜时分了。

在毕业离校之前，我组织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到红桥区少年宫观看天文录象。赵之珩老师及其助手热情的接待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了不到20人（按规定，天象厅满30人才开放），每人只收了3块钱的门票。我们看了好几个片子，有人类簦月，彗木碰撞等。看后大家都说值得，问是否还有下次。

随着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也到了。于是，离开了我的母校，离开了与我共同奋斗的朋友，到京城，在天文台继续自己的学业。